气温骤然降低，我穿着毛衣毛裤，仍觉得寒冷刺骨，大家都把棉袄拿出来穿上，还打开睡袋盖在腿上，即便如此，我仍浑身发冷。

　　中午时到了死人沟，据说有许多进藏的士兵因高原反应死在这里，此处因此而得名。路边有几间小棚屋，是个小饭铺，大概只卖煮得半熟的面条，上撒几粒葱花，再加些盐，没有蔬菜，对我们来说已是喜出望外。我憟憟抖着喝下一碗面条汤，立刻感觉好了许多。我们问了陈师傅此处多高，他骗我们说三千多米，我们还兴致勃勃去湖边照相，后来又问了饭铺老板，才知是五千多米，我立刻感觉头疼、呼吸不畅，陈师傅在一边笑，说我们这哪是高原反应，是心理反应。

　　这时后面的车陆续上来，大家都萎靡不振，据说许多人都吐了，还有人开始吸氧。我们车除柏琦外，三个女子都无甚反应。罗野开始四处找氧气瓶。他人很瘦，在这种时候却只穿短袖，在藏族司机师傅中间，年纪轻轻却盛气凌人，找不到氧气瓶，急哧白脸地骂我们师傅，说：“明明放在你车上，怎么能这么糊涂说没有呢！”我和昕红看不过眼，心说这个趾高气扬的小伙子是谁，于是质问他凭什么对我们师傅这么说话，他说：“就凭他们都归我管。”昕红犹自愤愤不平，陈师傅倒是在一边陪笑道歉。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领队，大约因为自小在西藏长大，脾气爽直，一着急说话就冲，象吵架一样。这一路上，其他导游都坐专员的车在前面安排食宿，只他一人负责着这十辆车三十多人的车队，经历了一系列预想不到的困难。后来昕红和我都十分后悔今天的意气用事。

　　休息时昕红教我把腿伸直跷到车前排的椅背上，说这样能让血液回流，减轻心脏负担，增加大脑供氧，果然灵验无比，高原反应减轻许多，还引来好多记者，对着我俩的腿照个不已，昕红开玩笑地问他们能不能把照片贴脚上。

　　大约是我们车这几人高原反应最轻，我们车前被插上小旗，作为头车闯界山大坂。可惜后来因为我的缘故，再没有这样的荣耀。

　　随着车在土路上的颠簸，头也一跳一跳地疼，三个小时后到了界山大坂的石碑处，石碑上写“界山大坂 6700米”。因为激动兴奋，反倒没什么感觉，只是需象月球人一样行走，否则就气喘如牛。天很低，一丝云都没有，大概是离太阳太近了，阳光非常强烈，却寒冷刺骨。放眼前后，一辆车的影子都没有，我们在界碑处照了相后继续前行，又在这一高度的山路中盘了很久，一心只盼着低一点，再低一点。我一会儿冷得发抖，一会儿又被晒得象要中暑。 　　如此又开了三个小时，一百多公里后，眼前忽然出现望不到边际的湖水，这就是班公湖了。连敏早在此处等我们，并兴奋地说我们运气很好，由于王专员的努力，此地驻军答应用巡逻艇送我们上鸟岛。班公湖有一部分在印度境内，而目前中印之间正处于一级战备，这样的优待已经很破例了，至此，我才感觉到我们这次的旅行好象很不寻常。
　　我此时浑身无力，根本就不想移动一步，可是看到连在新藏路上常来常往的司机师傅们都兴致勃勃地要上去一逛，就知道那里的景致一定特别又难得。听说上海的李军在过界山大坂时昏迷了五个小时，但我却惊讶地在去鸟岛的艇上看见他如没事人一样。在后来的一路上，这样的情形并不鲜见，美景当前，那些酷爱摄影的人们，可以一边吸氧，一边照相。

　　这里真是鸟儿们的乐土，夕阳下，上万只鸟儿在你身周飞翔，它们并不怕人，但你走路一定要小心，地上到处都是刚出壳的小鸟。一上来，大家就啧啧称奇，狂照不已。

　　晚上十点多到日土招待所，翟姐帮我拿了行李，又给我打来洗脸水，我饭也不吃了，只想睡觉。队医阿忠来给我量了体温，39度多，在给我打了一针退烧针后，她忧心忡忡地说团里有五个人发烧在39度以上。阿忠是藏族，第一次看见她时我挺吃惊，我们一路上见到的藏族女子都脸儿圆圆，矫健结实，阿忠却正相反，瘦得一阵风可以吹走，说话细声细气，行事慢条斯理，显得很是娇弱，又不时流露出彷徨的神情，让人禁不住生出保护之心，但她对病人就象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心地善良，虽然还很年轻，可司机师傅们私下里都叫她“妈妈”。

　　连敏说我们北京团全军覆没。

　　夜里我的烧仍没退，昕红一夜没睡，逼着我喝了许多水，还一趟一趟地起来看我，如此熬到天亮，我终于出了一身汗，开始退烧。

　　我当时想，有昕红在，真是我的幸运呢，后来知道，那是我们大家的幸运。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