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报名参加“红柳之旅－－西藏阿里探险旅游团”后，开始关心高原反应的问题。我向到过西藏和去过高原的人打听何谓高原反应？感受如何？有的说并不是人人都有高原反应，有的说高原反应是头痛和发烧，有的说是恶心甚至呕吐，也有的人说就象感冒初起，还有人说是极度缺氧，可能会为此丧生......，总之感受各不相同。

　　当时我去阿里主意已定，并且心存侥幸，也许我就是那种没有反应的。我四处打听预防的办法和注意事项，得到了些善意衷告：在高原不要跑、跳，动作要慢，尤其蹲下起来时要慢；见到迷人风光时千万不可太激动；不要在相对低海拔区刚有不适就开始吸氧，会产生氧气依赖；严重缺氧时千万别扛着，别不好意思吸氧，因为脑缺氧造成的脑细胞坏死是不可逆转的；要注意防寒，每天睡前服用感冒药，防止在高原因患感冒引起肺水肿，等等。

　　我根据自己的情况和组织者的建议，没带氧气，带足药品上路了。

　　我们的行程是从新疆的喀什沿西南边境经阿里、普兰、日喀则到达拉萨，乘丰田80型越野吉普车，全程19天。

　　从喀什出发前，我因有晕车的毛病提前服下了眩晕停。这一天要行进600 多公里，我在兴奋和愉快中，不时的看看海拔表，途中翻越了两座海拔5000多米的高山。天黑时到达地处喀喇昆仑山的三十里营房兵站，那里海拔3700米，有人开始出现高原反应。我没有任何不适，随队医生说这不能说明你没有高原反应，对于从低海拔来的人，感觉缺氧有一个过程，过两天再看。

　　我们在三十里营房休整了一天，一来适应高原气候，二来为翻越界山大坂做准备。这一天又有些人出现了高原反应，头痛欲裂。晚上在和兵站官兵的联欢会上有件怪事，战士们可以尽情唱歌，可我们被限定每人只许唱一首歌，有表演欲望和才能的人想多唱几首，被劝阻了。我问了导游才明白，在高原，大声唱歌也能导致缺氧。
　　
　　次日，我们将翻越海拔6700米的界山大坂。早晨一上车，导游就开始各车发糖，并告诉我们沿途照相、摄相时不要走得离车太远，不要说话太多，以节省体力。过大坂时同车人一边吃糖，一边相互提醒，千万不能睡觉，有人曾睡过去再也没有醒来。界山大坂附近有个死人沟，因曾有进藏的士兵高原反应死在那里而得名，司机们到此不愿多停，我们在界碑前照完相就上车了。就象以往晕车感觉一样，我吐了几次。每次停车我下来吐时，藏族司机师傅都安慰我说，高原反应早来早完。这一天全团无一幸免，五个人高烧39℃以上。尽管这样，谁也没放弃去班公湖鸟岛，有人是抱着氧气袋上岛的。

　　新的一天，更严重的高原反应出现了。有两个人被送进医院（幸好我们到达了狮泉河，那里有医院），其中一人因高原反应休克达两小时，另一个高烧超过40℃。此时，我已经不吐了，而且忘记吃眩晕停时也没有晕车的感觉了。当时心中暗暗有些得意，我这么快就度过了高原反应期，还稍带克服了晕车。后来才知道没有那么简单。

　　在狮泉河，我添了新毛病：头痛、发烧和不想吃饭，我开始了真正的高原反应。发烧并不高，头痛可不轻。我只好不断的吃止痛片。每天早晨醒来第一件事是感觉一下是否还在头痛，的确头很痛，伸出手对同伴说：水，止痛片。我每六小时吃一次止痛片，维持着。时隔半年了，朋友们还常说起我吃饭时“含情脉脉”看着咸菜的样子和每天睁开眼第一句话：水，止痛片。

　　扎达土林，古格王朝遗址，神山，圣湖......，行程在继续。大部分人的高原反应开始减退，欢声笑语又回到了我们当中。可是我每天还在吃止痛片。渐渐的，我开始肿，尤其是头部肿得很厉害，这在队友偷拍的照片中得以印证。

　　感觉累，那种累和以前感觉的累不太一样。要从普兰悬空寺去国际边贸市场，没多远，也没有山，可就是感觉累，走不快，一走就喘。我提了个问题，还从这儿回来吗？我在这等你们。说起来真是够丢人的，去过的名山，哪个不是自己走上去的？

　　这一天，我们行至桑桑，到时已是半夜，住在一个没电的小房间中，房里有八个搭在石头上的木板，大家挨得很近，没打开睡袋，也没脱衣服就睡了。刚睡一会儿，感觉有人拉了拉我的被子，我问：什么事？回答：没事，拉拉被子。我想，既然醒了起来看看，就走出房间欣赏高原夜色。回来后，睡了不到两小时又有人拉了拉我的被子，我问：这回什么事？回答：没事，还是拉拉我自己的被子。我这才明白，挨得太近了。我再次起来，看了看遥远的星空。天亮醒来时，我惊喜的发现头不那么痛了，脸消肿了。从那天开始，我逐渐减少了药量。两天后，我告别了止痛片，继续着愉快的旅程。

　　到我为止，所有人的高原反应都消失了，这时氧气瓶和氧气袋已完成了其使命，丢在车后无人理睬。队友们评出了两个“之最”，全团高原反应最强烈的是被送进医院的那两位，另一个“之最”自然是我，高原反应时间最长的。

　　到达拉萨前的一天，我想体会吸氧的感觉，就找了个氧气袋，认认真真的吸起来，有个队友看我在吸氧，问我为什么最头痛时没想起吸氧？我想了想回答到：脑缺氧。